凯里杂七杂八的东东

关于儿童读经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商有敬老师的《关于儿童读经的逆耳之言》我仔细地拜读了一遍。说实话，对于王财贵教授的一些观点我也是不赞成的，将“经典”推崇备至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而商老师的驳文却将经典批得体无完肤。赞成的、反对都把理由强调到极端，取的是二元思维方式。

姑且不说王教授，就商老师的驳文来说，有很多地方也是值得一驳的。

商老师认为，经典是人信仰出来的（大意如此），他无法想像今天的人中国人会相信儒家，信奉儒家的经典。他认为像四书五经那样的所谓经典是专制时期统治者的“理论依据”，是科举的敲门砖，而如今君臣都没了，所以经典也就不再经典了，“读它作甚”。

对么？不对！这些观点其实在近百年前新文化运动中就已经出现了，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商老师的推理其实是这样的：

大前提：专制统治者所用的都是应该被抛弃的；

小前提：四书五经是专制统治者所用的

结论：四书五经应该被抛弃

这个推理过程中的大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，专制统治者所用的统治手段未必都是错误的反动的，有一些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。由一个错误的大前提得出的结论可信么？

商老师的第二点认为，儿童的成长应该保持童真，要用他们的话，而经典是“爷爷奶奶的话”。让儿童学习“完全无用完全不懂”的经典是堵塞他们语言生长和发展的通道。

乖乖！好重的罪名啊。这一个帽子的确有些分量。但是不知道是我理解错误还是商老师没写清楚。难道儿童不能既看儿歌又看三字经？况且三字经本身就是儿歌形式的。其实童年时期的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深远，它会以潜在的方式留存于人们的意识中。在中国古代，人们就非常注重对儿童的蒙学教育，主要依赖文化经典，同时又辅以重要的家庭教育。古代社会那种看似繁琐的礼节、习俗往往有着着厚重的文化内涵，父母的言传身教、环境的熏陶使得经典教育渗透到生活的细节中，孩子从小就生活在忠孝、仁义、廉耻、节操的环境下，耳濡目染，能逐渐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，以后树立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理想和追求也是顺理成章的。这是基本的认知规律，不知道商老师看到了这一层没有。

不知道古代的孩子有没有自己的话，是不是全都是现在“爷爷奶奶的话”呢？其实古代也有很多童谣儿歌，既有美感又有底蕴，像我们小时候学过的“小小诸葛亮，独坐中军帐，摆开八卦阵，专捉飞来将”，既有典故，又是谜语，更像一部微缩的三国，但是照商老师的话来说，那是“堵塞他们语言生长和发展的通道”的。奈何奈何。商老师这招叫以偏概全，想当然尔。

第三点是批“死记硬背”的，商老师建议即使要读经典，最好读改编的注本译本古人故事，甚至漫画。他还举了四十年前的全民“读经”运动的失败作为佐证。为什么都认为读经是死记硬背呢？首先的原因是五四以来的妖魔化宣传，其次的原因就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。比如小孩读四书五经，我们都说是在死记硬背，这是因为他们把吟诵看作了简单的背记。中国传统文本非常强调一个诵字，因为它是音义形的统一，是礼乐的统一，不像西方的分析性文本。西方的分析性文本强调的是分析和理解。中国的传统文本强调的涵咏和体会，在吟诵中涵咏，在日常作息中体会，随着年龄的增长丰富自己的理解。比如《论语》，其间的道理不分男女老少，而且也因年岁不同可有不同层次的体会，这种体会可以体而不言，也可以体而细论。大多是警句，而不是长篇推论。涵咏之文化当然是从幼小起为佳，心性之学毕竟不是知识之学。知识之学有由浅而深的道理，而心性之学只有由始而极的过程。而且四十年前那场运动是我们现在所说的“读经”么？硬要把牛拉来和马比较有意义么？

况且“不必理解”不等于“非不理解”。儿童追问的时候，适当用其可以理解的语言解释一下，会更加有助记忆的。《论语》第一篇是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其实很好理解，稍加点化，就会懂得，在想懂能懂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让他们懂呢？

关于是否提“读经”，我也是有保留意见的。像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《论语》之类的不妨一读一背，其实有些是在日后长大过程中慢慢领悟的。真正遇到挫折了，才会想起孟子的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；真正遇到喜欢的人，才会领悟到什么叫做“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，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”……当然像《春秋》《尚书》之类太古的书也就算了。

【作者: careyhsu】【访问统计:】【2005年07月5日 星期二 12:59】【 加入博采】【打印】